文/张亚东 图/本刊资料库、 东方IC、 Getty images
开放的中国将更多的新移民送出国门，他们怀揣着对异国文明的向往和个人成就的追求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在那里展开他们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崭新的中国气象带到当地，进行着一个多文化融合与共处的伟大尝试。然而谁也不敢断定，移民到底是融入到当地社会而消失，还是在当地开辟出一个封闭的国中之国，抑或是引发变革而造就一个新的世界。
也许将来，这些新老移民情感与生活都将被历史定义为“过渡形态”或者“中间道路”，但无论如何，不经历过渡，我们就不知道未来的样子，没有移民的流动及其造成的冲突与张力，这个世界也许将回到死气沉沉的中世纪，尽享现代文明成就的我们又有谁愿意回到那个匮乏而专制的时代呢。
背负着故国的历史与传统，穿行于异乡大街小巷的老华人与华人新生代们，在多元文化的撞击与冲突中，努力里寻找着未来的方向。他们凭借朴素温和的气质和聪明坚忍的天性，在与其他民族的长期共处中学会了尊重他人，也逐渐赢得了认可与尊重，一步步地走向富足与自由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时间和生命力贡献给了所生活的土地。他们跨文化生活经验决定了，必然要选择一种独特的中间立场，形成独特的个性与种群特征。
美国的移民研究者声称，传统的移民发展模式可能显示一种稳定的转变，在两到三代间慢慢美国化。但第二代美籍华裔的发展模式如同回旋镖的飞行路线：早期受到孤立，而后更快融入美国和被同化，再凸显自己族裔的价值。
第一代侨民通过不懈努力闯出了一片天地，而他们的子女无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第二代无需再像父辈那样从跑堂、洗碗工干起，无需再用5年，甚至10年的时间进行原始资本的积累，他们已经拥有成为医生、建筑师、律师，甚至领衔一个企业的资格。此外，他们还拥有了强大的教育背景，流利的英语，更加开阔、灵活的思维方式，以及旺盛的青春与活力。然而，当一切准备妥当，黄金大道在他们面前铺开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世界却又出现了另一番挣扎。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固然是一种令人心潮澎湃的爱国、爱祖宗的优秀品质，然而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这个正努力融入世界贸易与文化格局当中的中国，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固守和弘扬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应该受到反思。
美籍韩裔作家李昌来曾写道：“穿梭在亚裔传统和西方文化两个不同的世界，第二代美籍亚裔无法完全融入其中任何一个，他们不得不创造自己的圈子。为此，他们必须改变人们对旧移民的印象，在混合的状态下塑造一个全新的美籍亚裔身份：个性鲜明的美国人。”而怀着强烈优越感的“当地人”，或者说所谓的建国民族也应该逐渐习惯，不再面对我们的黄皮肤时问：“你来自哪个国家？”
香蕉人的困惑
共同的课堂，也许将造就同样的心灵，却改变不了肤色的事实
相比于父辈，华人新生代所背负的传统包袱更少，融入当地的程度更深。他们或者是土生土长于国外，或者是在幼年即已来到国外，在语言、文字和各种生活习性上更接近于当地。不过，皮肤的颜色还是时不时地给他们造成困扰，不情愿地被打上了香蕉人的标签。“香蕉人”(American-born Chinese)，最初意指出生在美国的华人。现在，这个概念的范围已不再限于美国，而扩及整个海外，泛指海外华人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面对着祖籍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体味着居住国不认同的边缘化，向左转？向右转？“香蕉人”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无奈和迷惘。
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中国女孩璐璐，自编、自导、自己采访，摄制了一部反映中国第二代移民在瑞士的纪录片。在她的影片中，不仅有“外黄内白”的“香蕉人”，也有身居瑞士、心在中国的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璐璐的电影讲述的是中国第二代移民在瑞士的心路历程，之所以选择制作这样一部电影作为高中的毕业作品，是因为判断自己到底是瑞士人还是中国人的追问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在瑞士土生土长的“中国人”Michael说：“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自动转换器，出家门之前，我和父母在一起，是个中国人；出了家门，我就是个普通的瑞士人。”
璐璐也有这种感觉，她觉得自己像个指针，在家里指向中国，出了家门，就指向瑞士。这枚指针在碰到Michael时出了问题，“我看着他(Michael)，觉得是个中国人，可越说越觉得他是瑞士人。我真不知道，应该和他以中国的方式相处，还是以瑞士的方式。”璐璐这枚“指针”摇摆不定，其实这不仅是她一人在采访中所碰到的问题，也反映了很多人在遇到“外黄内白”的“香蕉人”时的不知所措。
Michael在电影采访中说，如果大家都没有外形，只有灵魂，那么他是一个瑞士人。很多在美国、加拿大生活的第二代中国移民也是这样，在国外土生土长，几乎就是一个当地“白”人，可是却拥有着中国人的“黄”色皮肤，如果不深入接触，当地人还是把他们当作外国人。
Michael只是璐璐电影中“完全融入”瑞士社会的一个极端，在另一个极端上，还有完全不融入的“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晓群11岁就来到瑞士，但她的想法和众多在瑞士的中国留学生有些相似。尽管语言已经不是问题，但她仍和瑞士有些格格不入：“他们(瑞士人)说的笑话我不乐，我说的事情他们也不理解，所以我就懒得说了。”她在电影采访中表示。至今她的朋友仍以中国人居多，她们通过网络进行频繁的联系。另一个采访对象，璐璐的好朋友鸣鹿也深有同感：“直到今天，我仍然是和中国人在一起比较自在。”
璐璐6岁从中国成都来到瑞士，父亲在瑞士保罗·谢尔研究所工作，是位研究物理的科学家，只讲英语。母亲在一家销售公司工作，可以讲德语。
曾经的矛盾也不是没有，“特别是在十三四岁的青春叛逆期”。瑞士的父母在孩子十二三岁时，就已经同意他们有男女朋友，而这是中国的父母坚决不会接受的。“但上高中以后，我父母就不会反对了”，璐璐并没有觉得自己和父母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我毕竟是他们养大的嘛”，她说。“但我今后不会太多干预我的孩子。”她表示。璐璐希望今后学习广告设计，瑞士的高等专业学校教授的这门专业很好。但科学家父亲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自己的女儿“不进大学”。于是璐璐只得改变方向，“听说苏黎世大学有传媒学，我希望选它为主修；然后副修选流行文化和社会学，这也是广告设计的方向吧。”
在瑞士居住着2~3万中国人，其中至少上千名是中国的第二代移民。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中国人都被当作“含蓄、不爱惹事”的外国人，中国移民特别是第二代移民的问题往往被掩饰在“温和的”中国人外表之下。因为人数稀少，瑞士中国移民的特征显然与在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的特点不同。曾在美国“留学”一年的璐璐说，在美国的中国人爱扎堆儿，那里中国人多也比较容易形成中国的“小社会”。这种亚裔文化也易被当地社会所认可。而在瑞士则不然，中国的移民以“水滴”的形式点撒在瑞士的“大海”中，多多少少都要被“强迫地”接受当地的文化。
尽管瑞士强调自己是个“多文化”的国家，但璐璐在与瑞士人的接触中感觉到，瑞士德、法语区的人，似乎对对方都有些“轻视”，保守的瑞士人就更难以容纳遥远、“神秘”的异国文化。这不仅是中国移民的问题，也是在瑞士所有外国人的问题。生存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第二代移民，他们将何去何从？中国的孩子因为国外的教育环境而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与朋友，今后等待他们的是幸福，抑或不幸？璐璐的电影提出了这些问题，而答案却只在各人不同的生活里。
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中国人都被
当作“含蓄、不爱惹事”的外国人，中国移民
特别是第二代移民的问题往往被掩饰在
“温和的”中国人外表之下。
相互辉映的中加国旗，彰显出他们国家认同层面的双重性
代际之间的信仰与品位之争
“亲爱的妈妈，我丢两个问题给你接招：第一，请问为什么我们的‘品位’如此不同？是因为我们分属不同的时代，还是因为我们成长于不同的文化？第二个问题比较关键，就是，老妈，你为什么不去了解我的时代或者文化的品位世界呢……你为什么不试试看进入我的现代、我的网络、我的世界呢？难道你已经老到不能再接受新的东西？还是说，你已经定型，而更糟的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定型得不能动弹？”
“亲爱的安德烈，你的母亲出生的1952年……一贫如洗……贫穷使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深了我对于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如果这大好的环境赋予了你美感和品位，那么它剥夺了你一些什么？你这一代，是否其实有另一种的‘贫穷’？”
这是作家龙应台与她的儿子安德烈之间的通信。安德烈在德国接受教育，穿Polo衬衫，听Hip-Hop和R＆B音乐的他，很享受目前所能享受到的物质生活，并且十分不能理解父母这一辈持有的“品位”。在他看来，父母的品位是老旧而落伍的，他甚至断言他的母亲已经是一个被“定型而不自知的人”。事实上，这也是绝大多数“香蕉人”和他们的父母都会有的争论。
“德国是我的出生地，德语是我的母语，我从小在德国文化下长大，你非让我说自己是个中国人，我肯定说，关键是我的内心会说——我不是。”喻利雅，德籍华人，17岁时就夺得德国2003园艺世博会命题征文大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与父母的文化冲突日增，“她从来不看中国电视，看的都是美联社、综合外电消息的报道。”母亲这样形容女儿。
美国华盛顿的石东华先生，为了给女儿补补中华文化这一课，在女儿石珊大学毕业那年，特意带她回国游览名胜古迹，谁知女儿除了对美食和美景感兴趣以外，对其它的一切都很排斥。石先生感到很是困惑。
一方面，“香蕉人”在学校接受的是完全西方的教育，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说已经和西方人全无二致，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他们为人处事的基础，而这显然是其父母——拥有中式传统思维方式的第一代移民所不能接受的。“香蕉人”看不惯父母谨小慎微的行事作风，父辈们也搞不懂子女张扬外露的价值选择。
另一方面，对中华文化的认可程度是“香蕉人”与其父母争论的又一焦点。作为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父母，当然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中西兼备，然而，在说英语、看美剧的大环境下成长的“香蕉人”，脱离了祖籍国的文化氛围，要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
如果说品位之争只是小节，信仰之争就无疑是大义。一位华人妈妈雨蒙说：“生长在美国这方土上的孩子与我们移民最大的区别，也许不是麦当劳比萨饼与喝稀饭吃咸菜的区别；不是电子游戏网上聊天与捉泥鳅吹柳哨的区别；不是逛迪斯尼乐园海洋公园和学工学农学军的区别。在我看来，最大的区别是信仰。”
但在美国，去不去教堂是个重大的选择。周末，当看到邻居小伙伴跟着基督徒父母去教堂，孩子投来询问的目光时，华人父母不约而同面临了“宗教信仰”问题。雨蒙小时候学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第二句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中学多在学习“唯物主义”“马列思想”，到美国来多年不进教堂，巴黎圣母院倒是去过一次，与牧师谈论了半天基因与信仰的关系……然而，当大儿子把“摩门教”圣经带回家来，小侄女又拼命请求妈妈带她去见有上帝的地方，她们犯难了。
据了解，在大多数华人家庭里，关于宗教的争论常常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而是有什么益处好处的问题。有位妈妈就坚定地认为：去教堂就是有信仰，有信仰就会有理想有纪律有友爱有群体精神，先带孩子去教堂再说，去哪一个教堂另说。另外一位母亲则不同，她说她也虔诚地祈祷，但从不去教堂。她说一个人信不信上帝是那个人与上帝的对话，与教堂无关。
雨蒙选择了顺其自然，她说：“我对孩子信不信，信什么都不干涉。主要因为干涉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只能带来争吵。”这观点源于她的朋友盖瑞。盖瑞是一所名牌大学的年轻教授，他没有继承基督徒父母的信仰。盖瑞说，年幼的时候自己是被赶鸭子赶过去的，是没有选择地去妈妈去的地方。但一个教会就像一个小岛，它把人们圈在里面，有一定的规则和行为规范。其实，有人合适在里面，有些人则不合适。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就逃跑了。
华人青年小东说：“选择信仰，其实是选择活法，或者说生活方式，是一整套的东西。信仰不过是这套东西的总纲。”物以类聚，个人要选择活法，即便不主动选择，也是被动选择，教堂和个人信仰其实是个双向的选择过程。身处异乡常常会感觉孤寂，孩子们的群体意识使他们更加愿意融入当地的社会群体活动中。有关专家指出，华裔父母面对此，切忌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孩子的选择，因势利导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紧张关系在移民两代人之间非常普遍。这些第二代移民开始寻找一个中间立场，从现代华裔的模式中界定一个新的现代模式，既与传统中国人不同，又不完全和现代美国人相同，这是社会学家所称的“身份建立”。对第二代亚裔美国人来说，它也许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种族、信仰或语言，而是建立在共同分享的经验之上。
新生代华人的政治觉醒
新生代华人追求的是多元化社会，反对种族歧视，参与美国政治。他们参加选举和某些政治活动，争取发表政见，反映华人利益。过去华人只知道做生意，赚钱维持生活，不懂得参与政治。现在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和华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华人意识到参与政治、团结奋争的重要。在美国，“凡华裔选民比例超过5%的选区，投票站墙上都张贴着中英文对照的选票样本，便利华人参与选举。大多数老华人在白天去投票，新移民则于晚间下班后蜂拥而至，参与选举者增多。”
新华人的参政，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在1999年的中期选举中，华裔律师吴振伟在俄勒冈州胜出，成为该州首位华人联邦众议员。吴振伟1961年随母亲来到美国。由于他真正做到了亚裔的代理人，在美华人称他为“华裔之光”。
2000年是美国华人参政史上的重要一年，参选者多、得胜者多、投票者多，参政意识普遍提高，尤其是一些刚刚入籍的新移民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政治权利。2002年美国举行中期选举，华裔脱颖而出。全美各地有近200位亚太裔候选人参加这次美国中期选举，102位当选各级公职。其中凌德丽以超过23万张得票当选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成为纽约州最高司法机构首位亚裔女性法官。她从小就体会到新移民工作时间长、使用劳力多的现实，于是发奋自强，努力求学，成为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的高才生。随后又到私立纽约大学法学院深造。凌德丽重视民权，她的经验是 “做事要有目标，而且知道如何达成目标”。
1996年，骆家辉当选华盛顿州州长，开创了华人参政的新里程。他既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华人州长，也是继联邦参议员邝友良以后最重要的民选华人官员，对华人参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骆家辉再次竞选华盛顿州州长连任成功。
在1990年的政治选举中，刘美莲当选为内华达州州务卿，成为继于江月桂之后的第二位华裔女州务卿。刘美莲是第三代华裔，祖籍广东中山县，在夏威夷出生长大。在州务卿任内，刘美莲全力推动并通过了政治改革的法案。她还促使通过了金融公司法案，以保障金融投资者的利益。1994年，刘美莲决定角逐内华达州州长，成为华裔史上第一位问鼎州长的华裔妇女。 当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参加州长竞选时，她说：“为了改变内华达州，也为了提升华人的地位。”
赵晓兰现任布什政府劳工部长，是美国首位华裔高官。赵晓兰1953年出生于台湾，8岁时与全家移民美国。她曾于1986年当选为全美六大杰出妇女，1987年当选为全美十大杰出女青年。赵晓兰成为首位美国华裔部长，不仅是赵氏家族的骄傲，而且是全美华侨华人的骄傲。
华人参与政治活动，标志华人在政治上的觉醒，同时也是对建立多元文化国家的贡献。华人参政引起执政党和在野党的重视，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是，每当美国举行选举时，两党候选人都要到华人社区争取选票，这都表明华人参政起到一定的政治制衡作用。虽然华人参政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但华人参政也是参加主流社会的多方面内容的一项内容，应视为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表现。
新生代华人热心参与社会活动，他们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在震惊世界的“911”惨案中，他们临难不惧，勇敢救人。更多的人掀起救灾热潮，把爱心奉献给华人同胞和美国人民。在反劫机的过程中，航空小姐、华裔邓月薇向地面报告了劫持者的座位号码和行动状况。尽管由于事态紧急未能阻止飞机撞击大楼，但是她的勇敢事迹还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华人警察林维敏在2号楼遭到飞机袭击后，在44层楼上疏散撤离的人群时被埋在瓦烁之中，消防队员把他救了出来。灾难过后，纽约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等团体和工商、文化各界举行了捐款、献血、义卖、义演活动，曼哈顿、皇后区法拉盛和布鲁克林区的华人不分长幼贫富，纷纷解囊。这表明美国华人把美国看成是自己的家，是当代华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又一重要表现。
这个走在布什身旁的女人，为海外华人的心中注入了政治自信和尊严
骆家辉
赵晓兰
钱永健—科学无国界？！
2008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日裔美国科学家下村修(Osamu Shimomura)、美国科学家马丁·查尔菲（Martin Chalfie），以及美国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他们三人在发现绿色荧光蛋白方面作出突出成就。随后，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贡纳尔 . 冯. 海伊内和评委莫恩斯. 艾伦贝里分别介绍了三位获奖者的成就。他们说，绿色荧光蛋白是研究当代生物学的重要工具，借助这一“指路标”，科学家们已经研究出监控脑神经细胞生长过程的方法，这些在以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继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与崔琦之后，钱永健成为第7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他也是位地道的新生代华人。钱永健1952年出生于纽约，他的父亲钱学榘与钱学森是堂兄弟，两人均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并赴美国留学。不同的是钱学森选择了回国，而钱学榘选择了留在美国，后来成为波音公司的机械工程师。钱学森的选择成就了他一生的伟大事业，而钱学榘的选择则注定了他成为诺奖获得者的父亲，尽管多年前他已经因为癌症离世，钱学森也离开了我们，但就钱氏家族的辉煌以及对全人类的贡献而言，他们的选择可以说都是正确的。
母亲一方也毫不逊色，他母亲的数位兄弟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工程学教授。与父亲和伯父一样，钱永健也是一个天才，他打小就对科学产生兴趣。钱永健称自己的研究领域是分子工程学，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选择：“我注定了继承家族的血统，从事这样的工作。”
读小学时，父母给他买了化学实验玩具，但他觉得不过瘾。后来，钱永健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一本化学书，里面讲到怎么将紫色的溶液变成绿色，他于是被化学深深吸引。读高中的时候，他家地下室已经摆满瓶瓶罐罐。兄弟俩甚至悄悄制造火药，结果不慎起火，烧到乒乓球桌。尽管出现了事故，父母并没有阻止孩子们的化学实验，钱永健也只是将实验地点搬到室外的混凝土露台。
16岁那年，凭借一个金属易受硫氰酸盐腐蚀的调查项目，钱永健在美国全国性奖项“西屋科学人才选拔赛”中获一等奖。这项比赛现名“英特尔科学人才选拔赛”，是美国历史最久、最具声望的科学竞赛，参赛者以高中生为主，又称“少年诺贝尔奖”。1972年，钱永健获哈佛大学化学和物理学士学位，时年20岁。
不过，钱永健在哈佛大学就读时，并不喜欢当时的化学教学方式，兴趣开始向神经科学转移。后来，他获得奖学金，将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其指派的导师是理查德·阿德里安（Richard Adrian）。
当时，钱永健的大哥钱永佑（Richard Tsien）刚好从英国牛津返回。钱永佑后来在斯坦福大学任职，并且和钱永健一样成为了美国科学院院士。钱永佑告诉弟弟，阿德里安是一位研究肌肉的电生理学家。钱永健顿时愣住了，因为那时他想研究的是大脑。
阿德里安给了钱永健极大的自由度，钱永健开始研究如何观察大脑的神经信号网络。1980年，钱永健发明出检测钙离子浓度的染料分子。钙离子是生物体内的重要信号分子，因此，钱永健的这一发明被广泛应用于生物体内成像技术。两年后，钱永健与漂亮的姑娘温迪（Wendy Globe）成婚。
之后，钱永健的兴趣又转向海洋学，在这一领域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父亲身患癌症去世之后，钱永健受到了情感上的强烈打击，决定调整研究方向，寻找对抗癌症的办法， 凭借自己化学、生物学以及海洋学等多学科的深厚基础、过人的勤奋与聪明，钱永健最终与两位伙伴共同捧起了诺贝尔奖。获奖之后，钱永健谈到将来目标，表露出自己希望为攻克癌症贡献力量的愿望。“我一直想在临床方面做一些与我事业相关的事，”钱永健说，“如果可能的话，癌症就是终极挑战。”
随之而来的是无上的荣耀和全世界尊重的目光。然而他的一句：“我不是中国科学家”却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记者对钱永健的华裔身份表示出极大兴趣。在回答“与中国有什么联系时”，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钱永健显示了他的幽默特色，“我的DNA来自中国，我还有不少亲戚在那里。我们家是一个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混合体。”“钱家有很多著名科学家，”钱永健用较准确的中文发音说出堂伯“钱学森”的名字。他并不否认家庭因素对事业的帮助。“就我自己的家庭来说，一个哥哥是斯坦福大学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另一个哥哥是电脑科学家。我认为父母的遗传对我们有影响。”
钱永健曾陪同母亲到中国旅行，“有很多快乐的回忆，”也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忧心忡忡，“我知道政府和人民做了很多努力在改善。”钱永健很感谢中文媒体的关注，但却不小心伤害了大家的感情：“我感谢大家对我的背景的关注，但我并不是中国人，而且我的中文不是很好，不能用汉语回答大家的问题。”
聊到2008年诺贝尔奖获奖者以美国和日本科学家为主时，钱永健认为这种将诺贝尔奖视为奥运会金牌总数的做法并无好处。他以此次同获化学奖的下村修为例，“下村修是日本科学家，但他后来又加入了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团队，他的文化背景比我还要丰富，这充分体现了科学是不分国界的”。钱永健这句“我并不是中国人”被媒体大肆渲染，飞快地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大有将这位贡献卓著的科学家打成汉奸卖国贼的气势，国内媒体的断章取义、国人的上纲上线显示了自己的脆弱与狭隘，而西媒渲染此事也显得有些别有用心，这位朴素而不谙世事的科学家只是说了句真实感受而已。他一头扎进了微观世界，似乎已经忘记了人世间的复杂，如果大家都能这么朴素而真诚就好了。
钱永健的生活经历是海外华人科学家的一个缩影，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生活着一大群类似的人。无论如何，华人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都将造福于全人类，当然，首先是造福那个给他提供了教育、科研经费的国家。祖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价格。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大家从中受益的时候，身处异乡的华人更加受人尊重了。
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听到掌声响起，他们将伟大的科学发现奉献给了谁？
新华人的教育与职业
新华人一般来说有较好的教育水平，但他们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异。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移民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高于美国出生的人，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25%，而台湾移民为62.2%，香港移民为46.8%,大陆移民为30.9%。另一方面，受过高中教育的中国移民与美国人相比，差别也较大。“中国大陆移民中有40%没有高中学历，而台湾地区只有8%，香港地区只有18%，全美社会平均为22%。”
美国的华人新生代文化程度一般都比较高。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宋李瑞芳1980年的调查报告认为，51%的“土生”华裔持有大学毕业文凭。华人家长重视子女的教育，因此，华裔美国人的教育成就突出，令人瞩目。根据1970年的美国人口统计数据，“华裔学生的入学比率高于日裔、菲律宾裔以及美国总人口的同一比率。华裔中1824岁男性与女性的入学率之高，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美国华裔中女大学生的比率自50年代以来也高于美国黑人妇女、白人妇女以及白人男子中的这一比例。”
从择业来说，不论是新华人还是华人新生代，他们的职业趋向多样化，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大量的专业人士，华人的整体经济地位已有大幅度提高。过去华人的工作局限在零售和饮食服务行业，现在，“高科技、制造业、通讯业、批发销售、进出口、金融保险、房地产、医疗，以及各类专业服务行业的民族企业在华人社区开辟了市场”。他们的主要成就在于教育、科技和知识性产业中，他们在美国社会取得了中产阶级或中上层地位。
新生代华人由于所受教育，一般不愿再从事父母当年由于毫无选择而从事的职业，而是努力进入最受人尊重、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职业。由于他们都是通过刻苦读书而成功的，在工作中也较为勤恳，并把工作看成生活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享受的手段，因此比较容易获得雇主的信任而升迁。
硅谷是新华人大显身手的舞台。1980年以来，在美国硅谷创建的信息产业中，有1/4的企业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开办的，这是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一个小组进行了一次考察后得出的结论。“1995年，美国增长最快的500家公司中12%是由移民创办的”。而新的资料统计表明，“硅谷里30多家公司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开办的，他们来自清华大学”。祖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创办企业始于1994年，在短短的15年时间里已获长足发展。
第二代华人在以中餐业和车衣业作为两大社会支柱的同时，在美国富人榜上占有显赫的地位。1996年10月号的《富布斯》杂志，评出全美最富有的400富豪，华人实业家王加廉、孙大卫、杜纪川和陈启宗4人上榜。1952年，8岁的王加廉随着父亲从中国上海举家移居美国。1976年前在纽约创办国际软件电脑公司，经过20多年的兼并发展，已跃为世界第二大软件电脑公司，规模仅次于微软公司。据《富布斯》当年的估计，王的身价可达9.4亿美元。
新华人不仅在经济领域为美国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司法领域颇有建树。如出生于江苏、于1965年来到美国纽约的新华人李昌钰。他从警30多年，累计破案8000多件，获得大小奖牌800多个，被美国媒体冠以“当代福尔摩斯”、“物证鉴识大师”、“科学神探”、“犯罪克星”等封号，在美国家喻户晓。在全美州级警界中，李昌钰是获得最高级职位的首位华裔人士。
总而言之，新生代华人基本上属于西化了的一代，但黄皮肤又使他们不能畅通无阻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倾向于选择到近郊或是较富裕的社区定居，职业趋向多样化，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大量的专业人士，华人的整体经济和政治地位已大有提高， 在文化上，既融入在美国的本族群，也融入当地的其他族群，又保持自己的种族和文化认同，形成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人群的文化特征与生活方式。
这是一场伟大的实验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纽约市立大学最近出炉的报告显示，纽约市移民第二代不仅比他们父母第一代移民更加成功，在教育、就业、公民义务参与方面比同代人出色，也没有因自己的“异国特征”感到被阻挠或是觉得自己“被两个世界所分裂”。研究认为，第二代美国移民成功地把父母的文化、美国主流文化和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融和在一起，成为他们的“第二代优势”。
由移民首当其冲的这一轮文化融合是在加速进行着的。进入网络和全球贸易为特征的21世纪，世界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开放的中国将更多的新移民送出国门，他们怀揣着对异国文明的向往和个人成就的追求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将在那里展开他们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崭新的中国气象带到当地，在进行着一个多文化融合与共处的伟大尝试，为消除冲突与隔阂，探索新的文化模式而实践和生活着，为世人展现出了无数新的可能性。
移民到底是融入到当地社会而消失，还是在当地开辟出一个封闭的国中之国，抑或是引发变革而造就一个新的世界谁也不敢断定。也许将来，这些新老移民情感与生活都将被历史定义为“过渡形态”或者“中间道路”，但无论如何不经历过渡，我们就不知道未来的样子，没有移民的流动及其造成的冲突与张力，这个世界也许将回到死气沉沉的中世纪，尽享现代文明成就的我们又有谁愿意回到那个匮乏而专制的时代呢？